约不到票之后：旅游人必须要知道的一些正在发生的变化和风向

暑假来临，北京多个热门景点预约难、抢票难成了热点话题，尤其是故宫、国博，预约难度堪比春运抢票。

约不上票，大家都很烦躁。游客、导游、旅行社、研学机构等都有不少人在吐槽，有人甚至呼吁取消景区预约制，认为预约制阻碍了旅游业复苏。在烦躁情绪的助推下，这种声音甚至还有不小的市场。

但凡冷静一点就会知道，取消预约制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预约制并不像有人说的那样是疫情期间的产物，而是在十多年的实践中逐渐摸索成型的管理机制，因此，也不可能随着疫情过去就失去价值。

2014年前后，莫高窟作为国内较早实行预约限流制的景区之一，当时就是要解决其所面临的开放与保护两难困境。也是在2014年，国务院出台《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抓紧建立景区门票预约制度，对景区游客进行最大承载量控制。

历史像一个圈，再次把我们推向问题的原点。今天关于预约制掀起的讨论热潮，意味着旅游业需要结合当前大的形势与趋势，再次审视未来的发展方向。在这一过程中，也许有许多不得不面对的残酷现实。

核心区降低旅游密度，是个大趋势

先具体说说故宫与国博。

大家都发现了，在网上已经一片吐槽声的情况下，故宫和国博反而更加强了预约要求。比如，国博7月7日刚发布新的预约规则，新增了“其中一个订单中14周岁以下未成年不超过三人”的要求，强调全员预约、须使用实名注册手机号码进行预约、严格按照预约时段入馆等。

除了更严格的预约要求，故宫和国博也都在近期提出对游客更严格的管理要求。故宫从6月30日起禁止商业拍摄入院；国博则在7月9日发布通知称，自7月16日起，未经馆方许可，禁止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在馆内开展讲解活动。

当然，在弹性空间内，有些具体举措是可以进行调整校正的。而有些，注定将延续较长一段时间，甚至是一种不可逆的趋势。

抱怨故宫、国博乃至整个周边地区人，抱怨文旅部门不出面协调的人，抱怨自己接了大量订单却约不到票的人，显然是没有认真研究大政方针，更没有了解到这个区域最新的发展趋势以及战略规划格局的变化。

事实上，相关的精神全都体现在多份公开文件中。

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对《首都功能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18年－2035年）》的批复中明确提出，要有序推动核心区旅游功能的疏解，“降低人口、建筑、商业和旅游密度，让核心区‘静’下来”。

核心区控规全文中对“降低旅游密度”专门有一段详细论述，即：

降低旅游密度，加强旅游秩序管理。严厉打击非法、低俗旅游项目和违规服务设施，外迁核心区旅游集散中心，规范旅游秩序，重点对故宫、国家博物馆等区域进行适当限流。建立“吃住行游购娱”全覆盖的旅游要素长效监管机制，加强旅游要素管控与综合治理，提供高品质旅游产品和设施环境，强化重点监测地区客流集散，引导核心区向国际一流文化旅游典范区发展。

北京市从去年开始，出台的《2022年北京市交通综合治理行动计划》《北京市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2022年工作要点》，包括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都明确提出落实核心区控规要求，降低核心区旅游密度。

这些都是公开可查的文件。旅游人很忙、很累、很不容易，特别在当前形势下，一定要研究政策、了解政策，看清趋势，减少侥幸心理，才能少走太多的弯路。

非流量化复苏，高质量发展价值导向下旅游选择

从宏观导向上看，还有一个必须看清的趋势，未来几年的旅游业势必会复苏，但不仅仅是简单地追求数据反弹的复苏，而是追求质量、回归本质的“非流量化复苏”。

尤其是著名历史文化类的文博单位，表现得会尤为突出。故宫和国博作为北京最热门的旅游景点，在火爆的暑假旅游旺季开始施行更严格的参观要求，就是在释放一种明显的“主动降温”信号。

不同时代、不同阶段都有各自特点和历史使命或者宿命。作为企业而言，在商言商，需要理解、消化、调节、适应，努力寻求新机遇、新发展。

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内涵的文博景点是极具吸引力的旅游景点，这也让许多人，尤其是旅游从业者往往仅从“经济”的角度去看待景点的开放问题。但文博景点从来都不仅仅是景点，从莫高窟到故宫，从长城到国博，除了发展旅游，文物保护、文化研究也是其本业，而且是更重要的本业。

当旅游业及其所有意附带或无意衍生的过度商业化问题，为文物保护和历史文化研究带来负面影响，文博单位就不可能仅从“经济”角度去处理这些问题。

这些年，文博单位以推动传统文化现代化传播和转化为目标，做了许多积极的尝试，但在这一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问题，对其过度商业化的争议便是其中之一。

在网上对故宫约票难的吐槽声中，有一种声音值得注意，就是认为游客太多的原因是故宫这些年的营销思路有问题，太过“网红化”，发展网红经济对故宫没好处，甚至把故宫变成了“夜市摊”，等等。

这种声音带着情绪化的偏激色彩，是不客观的。以故宫为代表的传统文博机构所选择的年轻化、社会化、网络化传播路径，积极的社会价值远远大于负面影响。但这种声音也呈现了当传统文博单位遭遇商业化冲击后所客观存在的问题。

故宫在大客流冲击下确实要面临多重文保难题，当然问题也总是可以种种有效的方法进行解决或者缓解的。国博禁止馆内未经许可的讲解，一个重要原因是部分非馆内讲解人员大声喧哗、长时间霸占参观位置，甚至有的讲解内容信口开河、野史段子不断。此外，北大、清华等知名学府开放预约参观后，也很快就出现了研学旅游团违规操作入校的问题。

这类问题在疫情后旅游需求猛增阶段也集中爆发，同时，由于国家层面对高质量发展、高质量旅游的强调，不难理解这些重点文博单位必将对管理、对品质有更高要求。尽管推动传统文化社会化传播的任务和方向不会变，但不会再像前些年那样追求爆炸性的商业和传播效果。

还是那句话：景区不是人家的唯一身份，旅游业者不能也不该指望文博景点从旅游产业的角度思考问题，它们也不可能这样去思考问题。

了解政策，看清趋势，主动求变

旅游业本来就是依托性很强的产业，业界不能只从自己角度想问题，需要研究大势，接受现实。

一个稍显残酷的现实是，虽然在旅游人眼里，旅游业很重要，是经济的晴雨表，是复苏的风向标，是人民美好生活的体现，是孩子增长见识的桥梁……但如果跳出自己的思维圈再考虑，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中，旅游业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不久前有媒体报道，某学校要求教师在暑假期间不要在网络上晒旅游照片，以免在炎热酷暑、南方水患、大部分行业的劳动者都在加班加点工作的情况下，引发非议。这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但体现了一种微妙的社会心理。站在旅游人的立场，绝对难以想象：旅游竟然成了“敏感词”。

旅游业者需要意识到，旅游业发展的外部大环境和内在要求正在发生改变，不能用长久以来的固定思维去看问题，而是应该面对现实，积极求变。

现在的现实总结起来就几句话：

1.核心区域的头部旅游资源会越来越紧张。

2.优质文博场馆甚至热门景点管理会越来越严。

3.景区对游客（团体或散客）的各类要求会越来越多。各方对旅游业者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

4.流量或经济效益至上的追求将逐步被扭转。

对于旅游业者来说，能做的改变其实也有很多。但首要的或许是观念上的转变，不必非要在资源收紧的红海里苦苦挣扎，去研究，去创造，开辟新路，揽收新的资源。

这不是一条容易的路。但容易的路容易堵塞，往往越走越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