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煤价格翻倍、供应风险激增，SAF意外获得一张从未有过的价值底牌

*本文为评论员于占福（资深交运物流旅游行业管理咨询顾问）投稿， 不代表环球旅讯立场

引言

2026年2月28日，中东地区爆发军事冲突，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随即进入严重受限状态。

这条宽度仅 33 公里的航道，平时承载着全球约 20% 的海运石油贸易和大量液化天然气出口。它的关闭，在能源市场引发了一场历史级别的冲击。

对航空业而言，这场冲击有两个维度，且都在同时发生。

第一个维度是价格。航煤价格在六周内从每桶约 87 至 90 美元暴涨至超过 216 美元，涨幅高达144%。在欧洲，IATA 数据显示，每公吨航煤价格已达 1,700 美元，是 2025 年均价的 2.5 倍。

第二个维度是供应。IEA 执行总裁法提赫・比罗尔公开警告，欧洲大约只剩“六周左右”的航煤库存。代表欧洲各大机场的行业组织 ACI Europe 随即致信欧盟委员会，措辞严峻：若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在三周内恢复稳定通航，“系统性航煤短缺将成为欧盟的现实”。

这两件事同时发生，制造出了一个行业从未真正直面过的处境：航空煤油（以下简称航煤），这个民航业最基础的生产要素，第一次同时面临价格大幅上涨和物理短缺的双重风险。

而就在这个背景之下，一种此前长期被视为“太贵、太小众”的替代燃料，正在以一种完全出人意料的方式，悄然改变自己在整个行业棋局中的位置。

那就是可持续航空燃油，SAF（Sustainable Aviation Fuel）。

01

航煤涨价的背后

为什么煤油比原油涨得更猛

理解 SAF 所获得的这张新底牌，首先需要理解这一轮航煤价格暴涨的内在机制。

表面上看，这是一场因地区冲突导致原油供应中断而引发的能源危机。但深入分析，会发现航煤价格的涨幅远超原油本身，背后有更深层的结构性原因。

布伦特原油在危机初期从每桶 85 美元升至 103 至 107 美元，涨幅约为 25%。但同期欧洲西北部市场的航煤价格涨幅却高达 84%，是原油涨幅的三倍有余。

这种“超额涨价”的现象，源于两个叠加因素。

其一，炼化产能的瓶颈效应。航煤并非直接从油井中抽取，而是原油精炼过程中的中间馏分产品，需要专业炼化设备和工艺。霍尔木兹危机同时切断了中东地区的原油出口和成品油出口，而中东恰恰集中了全球大量的高效炼化产能。替代产能无法在短期内填补缺口，炼化端的瓶颈直接将价格推向失控区间。据 Rystad Energy 估算，此次冲突已对中东地区油气设施造成最高约 500 亿美元的损毁。

其二，欧洲的结构性依赖。欧洲高度依赖中东地区航煤进口，这一高度集中的进口依赖，使欧洲市场在供应中断时几乎没有缓冲能力。相比之下，美国因本土炼化能力较强且中东进口占比极低，受冲击程度明显更小。

两个因素叠加的结果，是欧洲基准航煤价格在 3 月 18 日创下每吨 1,838 美元的历史纪录 —— 而战前，这一数字仅为 831 美元。

正是在这个价格坐标被彻底重写的背景下，SAF 迎来了它最意外的一次比较优势窗口。

02

价差的历史性收窄

SAF 第一次站上了

相对合理的价格坐标

在整个 SAF 发展史上，价格始终是最核心的障碍。

战前，SAF 的价格通常是传统航煤的 2 至 5 倍。这意味着，哪怕一家航司在 ESG 压力下愿意采购 SAF，也要承受高出数倍的燃料成本，这对于平均利润率不足 4% 的商业航空公司而言，几乎是不可承受之重。

但这场危机，在几周内重置了这道算术题。

欧洲市场的数据最为直观。2026 年 2 月，SAF 价格约为每公吨 2,300 美元，传统航煤价格约为 831 美元，两者比值约为 2.77 倍。危机爆发后，传统航煤价格飙升至 1,838 美元，SAF 价格同期受能源成本联动小幅升至约 2,500 美元。两者比值压缩至约 1.36 倍。

价差，在短短数周内缩小了约一半。

这一变化，在经济学层面具有重要意义。它改变的并非 SAF 本身的制造成本，而是决策者在采购决策时所面对的心理门槛。

此前，当一位航司 CFO 看到 SAF 报价单，“贵出 3 倍” 这个数字所制造的阻力，往往大于任何 ESG 承诺或监管压力。但当这个差距压缩至“贵出不足 40%”，甚至在某些情景下可能进一步收窄，整个决策的天平就开始发生倾斜。

这正是市场分析人士所指出的“意外催化” 效应。正如一份市场分析所言：“此次冲突或许能实现过往政策所一直无法做到的事。”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逻辑的核心并不是“SAF 变好了”，而是“对手先撑不住了”。这是一个反向驱动的竞争力改善，而非 SAF 自身技术或成本的突破。这个区别，对于理解后文的局限性至关重要。

03

底牌的真正价值

从 ESG 标签到能源安全战略资产

价差收窄，是这场危机赐予 SAF 的第一个礼物。但在笔者看来，更深远的影响，发生在价值叙事的层面。

这场危机，正在推动行业完成一次关于 SAF 的认知重构 —— 从单一的 ESG 工具，升维为兼具供应链韧性价值的战略性资产。

原料来源的结构性差异，构成了天然的地缘风险缓冲

传统航煤与 SAF 之间最根本的差异，不在于燃烧性能，而在于供应链的起点。

传统航煤的每一滴，都要经历“中东油井→霍尔木兹海峡→全球炼厂→航煤成品→海运或管道→机场储罐”这条极度依赖地缘政治稳定性的漫长链条。

而废弃物基 SAF— 目前产量占比最高的 SAF 技术路径 — 的原料是废弃食用油、动物脂肪、农业废料等本地化来源的废弃物。这类原料的获取，天然与中东石油供应链脱钩，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关状态无关。

正如美国 SAF 生产商 XCF Global 首席执行官所言：“废弃物基 SAF 从本土原材料出发，依托本地基础设施和本地劳动力。这种结构性差异至关重要 — 不仅体现在脱碳层面，更体现在全球能源体系承压时的燃料安全与稳定供应上。”

这意味着，在当前的地缘政治环境下，SAF 天然具备一种传统航煤永远无法提供的属性：供应链的政治中性。

无论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开放，无论中东局势如何演变，一家在本国采购废弃食用油作为 SAF 原料的航司，其燃料供应不会因此而中断。这种确定性，在 2026 年的今天，价值无法用金钱简单衡量。

行业机构已开始将 SAF 明确纳入能源安全议题

这一认知转变，并非笔者一家之言。

IATA 首席经济学家欧文斯・汤姆森在新加坡世界数据研讨会上明确表示，此次危机应推动政府将替代能源的投资，视为通向能源安全韧性的路径，而不仅仅是脱碳的手段。

IATA 总干事威利・沃尔什则更直接地指出，政府可能需要重新思考战略能源储备的构成，将重心从原油转向精炼产品如航煤。他特别强调：“我们有石油战略储备，但欧盟尚未建立专门的航煤战略储备体系。”

而 ACI Europe 在致欧盟委员会的信函中，措辞已相当明确：“对 SAF 的额外支持，也关乎战略自主性，而当前危机更是将这一点推至台前。”

这三个来自全球最具权威性的航空业机构的表态，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SAF 的支持逻辑，已经开始从单一的气候政策框架，扩展至能源安全政策框架。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叙事转变。

对航司战略的深层启示：燃料管理必须升维

从航司经营的角度来看，这场危机揭示了一个长期被忽视的战略盲区。

传统上，航司的燃料战略核心是“成本管理”—— 通过套期保值对冲油价波动，通过机队更新提升燃效，通过采购谈判压低单价。这套框架，隐含着一个默认前提：燃料永远买得到，问题只是价格高低。

但 2026 年的这场危机，打破了这个前提。

当欧洲多个机场开始警告数周内可能面临燃料物理短缺，当汉莎航空宣布关停区域子公司 CityLine 并永久削减 27 架飞机的运营规模，航司管理层不得不面对一个此前从未出现在战略议程上的问题：如果买不到燃料，如何应对？

在这个语境下，SAF 的价值远不止于“更贵但更绿”。它代表了一条燃料供应的多元化路径 —— 一条不依赖于某一特定地缘政治环境稳定性的替代通道。

对于总部位于欧洲或供应链高度依赖中东的航司而言，将 SAF 采购比例提升至一定水平，本质上是一种燃料供应链的分散化投资，其逻辑与投资组合分散风险并无本质差异。

这种认知，在危机之前几乎不存在于任何一家航司的战略文件中。危机之后，它将很难再被忽视。

政府决策者的新议程：SAF 补贴的理由变多了

对于各国政府而言，这场危机同样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 SAF 支持政策的契机。

此前，政府对 SAF 的补贴和强制掺混要求，主要基于气候政策框架 —— 这在政治上存在一定的摩擦阻力，尤其是在经济下行或通胀压力较大的时期，碳减排目标容易被民粹政治叙事所攻击。

但当 SAF 的价值叙事扩展至能源安全领域，支持 SAF 就有了额外的政策正当性 —— 这是一个跨越左右政治光谱、更容易获得共识的政策目标。

欧文斯・汤姆森提出了一个颇具冲击力的对比：2025 年全球风险投资总额约 4,270 亿美元，其中约 2,590 亿美元流向了人工智能。她表示，若将相同量级的资金投入 SAF，将足以满足整个行业直到 2039 年的投资需求。而在 2025 年 3.3 万亿美元的全球能源投资中，低排放燃料仅占 1.2%。

“若当初世界在设计这套体系时有更多的远见，这场价格冲击或许本可以避免。” 这句话，或许是对当前政策优先级错配最简洁有力的批评。

04

保持清醒

窗口已开

但规模化仍面临几道硬门槛

以上的分析，描绘的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历史窗口。但严谨起见，我们必须同样清晰地指出：这扇窗口的开启，距离 SAF 的全面规模化普及，仍有相当距离。

第一道门槛是产量。

这是最根本的制约。2025 年，全球 SAF 产量约为 190 万公吨，仅占全球航煤总消耗量的 0.6%，预计 2026 年小幅升至240 万公吨，占比 0.8%。这意味着，即便所有在产的 SAF 产能被全部动员，也无法在物理层面填补传统航煤供应缺口的任何有意义的比例。SAF 在这场危机中，能扮演的是“战略信号”的角色，而非“应急替代”的角色。

第二道门槛是原料的并非完全脱钩。

当前主流的生物基 SAF，原料虽来自废弃食用油、动物脂肪等，但其生产过程仍需要大量能源投入，对整体能源价格并非完全免疫。真正意义上能实现与石油体系完全解耦的，是以可再生电力为能源来源的合成电子燃料（e-SAF）— 但这条技术路径目前仍处于早期商业化阶段，成本远高于生物基 SAF，距离大规模应用尚需数年。

第三道门槛是政策的双面性。

危机固然有可能推动政府加大对 SAF 的支持力度，但同一场危机也在制造强大的反向压力。当机票价格因燃油成本暴涨而大幅攀升，消费者和政客的第一反应，往往不是“加快推进 SAF”，而是“暂缓碳税” 和“放开传统能源”。这种政治逻辑，对 SAF 相关政策的连续性构成真实威胁。

第四道门槛是认证和基础设施的滞后。

SAF 的大规模应用，需要经过严格的适航认证体系，以及与现有机场储运设施的兼容改造。这些都是无法跳过的工程与监管环节，构成了从“接受意愿”到 “实际规模化”之间不可压缩的时间成本。

05

结语

危机是最昂贵的老师

但这堂课值得认真记住

航空业是一个习惯于应对危机的行业。2001 年的“9・11”、2008 年的金融危机、2020 年的新冠疫情 —— 每一场危机都留下了深刻的行业印记，也推动了某种意义上的结构性进化。

2026 年的这场能源危机，带来了一个此前从未真正被直视过的命题：一个高度依赖单一化石燃料供应链的全球化交通体系，在面对地缘政治冲击时，究竟有多脆弱。

SAF 并没有因为这场危机而在一夜之间解决所有问题。它的产量依然有限，它的成本依然偏高，它的基础设施依然不足。

但它在这场危机中获得的，是此前十年政策推动都未能真正赋予的东西：一个超越 ESG 框架的战略级价值定位。

当能源安全与气候目标开始指向同一个方向，SAF 的支持逻辑就有了更坚实的政策地基。当价差在极端压力下压缩至历史最低，SAF 的商业逻辑就有了更真实的市场基础。

笔者认为，若干年后回望，2026 年的这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限事件，或许会被记录为 SAF 发展史上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认知拐点。

不是因为它解决了 SAF 的所有问题，而是因为它让整个行业，第一次真正认真地把 SAF 当成一张必须认真对待的底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