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中国的生育率将是世界最低？

刚刚公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新出生人口为1200万，比2019年下降了18%，比刚刚放开二胎的2016年下降了33%，几乎成为新中国有记录以来新出生人口和出生率最低的一年。按照这个数字可以推算，中国目前的生育率为1.3。

应当说，这个生育率数据本身已经令人触目惊心。但更为可怕的是，1.3的生育率还不是稳定的生育率，今后还会继续下降。因为在这个生育率数据中，还包含了正在逐步消失的二孩堆积效应。所谓的堆积效应，是指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推行，此前曾因政策限制而无法实现的二孩生育意愿在短期内集中释放，尤其考虑到身体条件对于生育的影响，很多即将错过育龄的中年妇女，往往会在政策解禁后的第一时间就预备生育二孩，从而会在特定时间内带来额外的生育率。

对于堆积效应到底有多少，我们可以根据2019年的数据来估算——2019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为1.47，其中一孩生育率0.659，二孩生育率0.664，三孩及以上生育率0.146。这组数据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二孩率高于一孩率。按照常理，没有“一孩”也就不存在“二孩”，所以自然状态下的二孩率必然小于一孩率，实际大约只有一孩率的一半（因为根据调查显示，生一孩的家庭中只有不到一半有意愿生二孩）。所以面对上述反常数据，可以大致推算出，堆积效应使得近几年的生育率比自然生育率多了0.2~0.3个孩子。

按此推算，虽然2020年的生育率为1.3，但去除堆积效应后，自然生育率只有1.0~1.1。（精细的计算要等详细的人口普查数据）这只有更替水平的一半，与很多欧美发达国家1.6左右的平均水平相比，少了0.5个孩子。就算跟少子化严重比日本相比，也要比他们的1.4还少了0.3个孩子。可以说，中国的人口形势在全世界范围内最为严峻。

再次强调，虽然1200万的出生人口比上一代人少了一半，但这不是底，中国的出生率和生育率在未来十年将继续下降。目前的生育主力，是22岁到35岁的女性。在2020年，这个育龄高峰年龄段对应的，是在1985到1998年之间出生的女性。根据现有的人口统计数据可以看到，在未来十年，中国处于22岁到35岁育龄高峰年龄段的女性相比现在将锐减30%以上。如果没有强力的政策干预，中国的新出生人口很可能在未来几年降到1000万以下，生育率会比日本更低，也许是全世界最低。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数据开始印证上述预测。首先，中国人的生育意愿比日韩低得多。根据原国家卫计委在2017年进行的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2006到2016年，中国育龄妇女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96个，而育龄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75个。根据JGSS（日本综合社会调查）和世界银行的调查数据，从2000年至2012年，日本人平均的理想子女数为2.41~2.60个。根据KGSS（韩国综合社会调查）和世界银行的调查数据，从2006年至2014年，韩国人平均的理想子女数为2.45~2.55个。可见，中国人的平均生育意愿显著低于日本和韩国。

面对这些严酷的数据，有些学者还是觉得难以置信：中国人怎么突然就成了全世界最不想生孩子的人群？其实根据我们近几年的研究，中国生育率降至世界最低水平一点也不奇怪。中国生育率下降的最主要原因，当然是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大趋势（详细可以参考我的人口经济学课程）。但同样是现代化和城市化，为什么中国的低生育问题比所有发达国家更加严重呢？除了中国实行限制生育的政策之外，还有以下三个原因所形成的特殊性，导致中国的生育率比其他国家更低：

第一，中国大城市的房价相对于收入是最高的。中国的房价收入比超过20，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两倍左右，尤其大城市的房价收入比更是奇高。比如，根据泽平宏观Numbeo的数据显示，深圳房价收入比超过40，也就是说，对于深圳的普通家庭来说，就算全家不吃不喝也需要40年才能买得起一套房子。中国大城市的房价收入比伦敦、纽约和东京等国际大都市要高出两三倍，如此夸张的高房价，极大压抑了城市夫妇的生育意愿。

第二，中国小孩的教育压力和成本也是最高的。中国独特的高考制度，导致家长不得不为此消耗高昂的费用和精力，也催生了庞大的补课产业，使得中国的育儿成本相对于收入也是最高的。比如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的调查研究显示，在上海养一个孩子从出生到初中要花约80万元，超过发达国家抚养一个小孩的成本，而中国的人均收入却只有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1/3，可见教育支出的压力有多么巨大。

第三，中国的生育环境远不如发达国家友好，在产假制度、幼托机构以及女性平权等方面，还有很多短板需要弥补。就拿幼托机构举例，相对于那些发达国家，中国非常缺少托儿。据原国家卫计委2015年的调查显示，0—3岁婴幼儿在各类托幼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远低于一些发达国家50%的比例。

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中国的大城市里的养育成本是世界上最高的，也导致了中国大城市的生育率也是世界最低，北京和上海的户籍人口的生育率2010年只有0.7，今年北京刚刚发布的户籍人口出生率又下降了24%，这是全世界闻所未闻的低生育率。如果北京的生育率是其他城市的先兆，那么中国城市的生育率真可以说是深不见底。

有人说，中国不是还有大量农村的年轻人口吗？他们的生育率还是比较高的。这个判断看似正确，但也进一步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因为，即使有了这些农村的年轻人，中国的生育率仍然降至如此之低，那么未来当这些年轻人进城以后，生育率只会变得更低。在中国城市化率比较高的东北地区，生育率也只有0.7，作为一个地区也处于世界最低的水平。种种迹象表明，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的中国年轻人，生育意愿都是世界最低的。而且，中国的年轻人绝大部分未来会生活在城市里，他们所面临的养育成本的压力比起城市户籍人口更高。

综上所述，如果与国民的平均收入相比，中国的养育成本世界最高。所以，尽管这次普查报告的生育率数据看似低得令人惊讶，但在仔细分析背后的各种因素之后，就会发现一点也不奇怪。而且伴随着进一步的城市化，中国未来的生育率还会继续下降，很可能成为全世界生育最低的国家，比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发达国家还要低很多。如此低的生育率，意味着每代人口会减少一半。我们已经多次论证，人口的急剧萎缩，将意味着规模效应和创新能力的持续弱化，进而出现综合国力的衰退。因此，为缓解未来的低生育率危机，中国必须尽快放开限制，并大力鼓励生育。而且仅有放开限制还是远远不够的，需要一系列强有力的鼓励生育的政策。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要求，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的包容性。全国人大通过的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也明确提出，要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的成本，释放生育政策的潜力。

鼓励生育要有成效，需要极大的决心和魄力。在国家的规划建议中，提出了“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已经预示了放开和鼓励生育的政策，政策的目标是大幅度降低养育成本，让人们生得起并养得起孩子，从而缓解迫在眉睫的低生育率陷阱。

虽然提高生育率是个世界难题，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发挥体制上和资源上的优势，还是可以解决这个世界难题。唯如此，才能令中国经济后继有人，中华文明后继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