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世立:航空生意的信用破产

三联生活周刊 2012-01-19 19:03

曾经的“湖北首富”兰世立,事业以航空公司被拍卖、个人入狱而告结束,去年一系列风波让整个故事再度复杂,但,故事的内核甚至很简单:信用。

  2007年6月的一天,在武汉香格里拉酒店的大堂吧,谢小青第一次见到了兰世立。“都在这个圈子里,以前肯定听说过他,但从来没打过交道。2007年春天,浦发银行武汉江岸支行的一位行长给我打电话,说东星欠了他们一笔贷款要到期了,但东星资金遇到困难,恐怕不能按时还款,希望融众能支持一下。”他向本刊记者回忆道。

  谢小青白净,很瘦。名片正面的头衔是融众资本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众)董事长,背面还附着34家公司或行业协会的职务。武汉金融圈相关人士介绍,他早年以开办典当公司起家,在2003年左右遇到“贵人”相助,迅速做大。融众的公司网页上,称其为目前中国唯一一家总部设于武汉的全国大型金融服务机构,业务涉及典当、担保、基金、投资等多个领域。

  得知我们为兰世立而来,谢小青的第一句话很直白:“这个坏人,是个骗子。”他介绍,最初的合作很简单,“就是想借钱,许诺给我1.5倍的回报”。当时,东星航空开航一周年,兰世立请来世界各大投行,拉开了海外融资的大幕。他最初设计的“以地产养航空”的模式转不动,建筑面积20万平方米的光谷中心花园项目,开工之后因为缺钱不得不数次停工。

  资本高手谢小青没有放过这个机会。本刊记者获得的材料显示:2007年11月6日与28日,融众借给兰世立三笔钱,分别是1000万元、5000万元和1500万元,期限3~6个月,月利率在2.5%~2.6%,外加0.55%的综合管理费。这也就是后来兰世立举报信中所谓“7500万元高利贷”的由来。仔细看过这些借款合同的一位法律界人士向本刊记者分析说:“融众对法律的运用非常专业,通过利息、担保费、管理服务费等多种形式的组合规避法律风险,从法律上讲构不成‘高利贷’,但效果差不多。”

  这些借款合同里,规定兰世立所借款项必须用于相关的地产项目,但谢小青却发现:“钱借出去了,楼却迟迟不复工。后来我知道,他都挪到航空上去了。”2008年4月,谢小青决定监管资金使用去向,与兰世立旗下东盛地产公司签订了《委托经营合同》,开始全面托管光谷中心花园项目。合同显示,项目未销售面积约为15万平方米,以6000元/平方米计算,市值约为9亿元。另外,合同里特别规定了股权事项,大意是,若兰世立3个月内不能还款,就要将东盛房产全部股权以100元人民币转让价无条件转让给融众,并同时变更东盛房产的法人。当然,如果能够按时还款,兰世立也可以100元价格赎回。上述法律界人士对此分析:“条件这么苛刻,精明的兰世立不会不懂,估计他是缺钱被逼得快疯了。”

  3个月过去,2008年7月7日,到了《委托经营合同》约定股权转让或赎回的日期,兰世立没能完成最后一搏,只好与谢小青签订东盛房产股权转让协议,只不过转让价从最初的100元变成了3.15亿元。一位原东星高管向本刊记者分析道:“兰世立一心想救东星航空,他要价4亿元,只想让航空公司运转下去,最后讨价还价成3.15亿元。”此外,融众承诺免除兰世立此前欠下借款1.54亿元及利息等综合费用,还承担东星9800万元银行贷款和8200万元债务。如果这些钱加在一起,融众实际上总共付出6.49亿元。“与(后来)16亿元的市值估价比较,这对融众来说是一笔很划算的买卖。”这位东星高管说。

  但是,在支付给兰世立8550万元之后,谢小青发现,东盛地产公司的股权并非全在掌握之中,有的已经被质押出去,有的已经被法院冻结。“他满嘴谎话,突然一堆外债冒了出来,合同里写得清清楚楚,他最起码保证股权是完整的,并且融众不会对隐匿事项或债务负责。”说到这里,谢小青变得情绪激动起来,语气里透着愤怒:“没想到这竟然是个烂摊子,光是‘一房多卖’惹来的官司就有200多起。”

  兰世立不得不为自己的信用付出代价,谢小青停止支付余款。到现在,这仍是东星方面耿耿于怀的焦点,代表东星处理后续事务的兰剑敏是兰世立的侄女,她坚持认为:“如果当初融众把钱全付了,就不会有后来的一系列麻烦。”因此,东星起诉了融众,但融众又以东星违约在先提起反诉。前述法律人士提供的观察是:“商人之间,信用只能落脚在法律合同上,这一轮较量,兰世立玩大了。”

  夜幕下的武汉鲁巷广场,光谷中心花园现在已是一片灯火辉煌,只是,从前“中国东星”的大牌子如今换成了“融众国际”。因为急于为航空公司筹钱,兰世立眼睁睁丢掉了自己最为得意的作品。在《东星十八年》中,他这样描述当时的心境:“看着雄伟壮丽的CBD大厦上‘中国东星’的标识被拆下来,我的心口一阵阵痛,这么多年来,我第一次有这样的感受。”

  2010年春节期间,兰世立有过一段短暂的取保候审,他通过中间人约见了一次谢小青。“还想再跟我要钱。”回忆起这次不足半小时的会面,谢小青又提高了嗓门:“我被他害惨了,法院那边200多个官司缠着,跳楼的心都有。”谢小青说他冲兰世立发了火,“现在看着大楼起来了,心里不平衡了吧,早干吗去了!”两人不欢而散。

  谢小青所说的200多个官司,大部分来自前期光谷中心花园的“一房多卖”和违约延期交房。后来谢小青接手后,法院不胜其扰,干脆一起打包给了融众。据谢小青所说,他前后在这个项目上投入的钱超过17个亿。“我直接告诉兰世立,要钱没门,不仅如此,将来你就是出了狱,还得一辈子为我打工还钱。”回忆起2008年两人形影不离的那段日子,谢小青的愤怒稍稍平息。“我俩都爱吃冰激凌,那时候他天天来我办公室吃冰激凌,这个人没什么不良嗜好,工作很卖命,但他就是不讲实话,即便这么亲近,我都不了解他的内心。”

  袁善腊,政府的角色

  就在丢掉房地产这个“现金奶牛”的2008年7月,国际原油价格飙升至145美元/桶,仅此一项,东星航空每月就将多支付1500万元。其实,在此之前,兰世立曾经有过一个绝好的机会翻身,来自美国的高盛银行曾经愿意投资1亿美元入股东星航空,并且只占25%的股份。可是天不遂人愿,就在东星航空于2008年5月终于拿到商务部的审批时,美国金融危机爆发,高盛自身难保,投资计划不了了之。

  差不多也是在这前后,国家民航总局财务司的领导找到了时任武汉市常务副市长的袁善腊。“他表达了两个意思:一个是东星航空拖欠的民航建设基金太多,停飞了武汉到上海的航线,尽快交上钱就可以恢复;另一个是地方政府应该适当支持民营航空公司的发展。”袁善腊向本刊记者回忆,由于“当时快开奥运会了,考虑到航空公司的安全风险,和对武汉市投资环境的声誉影响”,他决定帮一把东星航空。

  袁善腊出面协调,由一家国企和一家民企出资,用光谷中心花园的部分资产做抵押,前后支付给国家民航局两笔款项共9000万元。事后再看,也就是从这一步,政府就已经用信用做担保介入东星航空的命运了。

  初见袁善腊,感觉就是个满头白发的和气老头儿,脸上总挂着笑,说起话来没有半点官架子。担任副市长之前,他曾经在武汉东湖高新(8.79,0.00,0.00%)区担任管委会主任长达11年之久。兰世立最早起家的东星电子公司和东宫饭店都在其辖区内,他们当然熟悉。而且有知情人告诉我们:早年兰世立曾有生意违规问题,因为袁善腊的帮忙而渡过困境。

  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出了问题,政府领导出面协调,这在接受我们采访的另两位当地民营企业家看来,属于“很正常的选择,有困难先找政府嘛,谁不想自己的手机里存个市领导的电话,最起码能有个安全感”。对此,站在政府的角度上,袁善腊的解释则来自高新区特殊的创业历史:“高新区白手起家,一家家企业能做起来不容易,能帮就帮。”他之所以答应帮兰世立,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一个是安全压力,航空公司不能出事;另一个就是声誉,东星要是倒了,对武汉市的投资环境也不利。”

  让袁善腊记忆清晰的还有另外一件事。在融众接手光谷中心花园之前,一位国内知名的地产企业家通过中间人找到袁善腊。“他说兰世立办航空公司缺钱,想让他接盘光谷中心花园项目,但是他了解了一下,觉得这个项目很复杂,不便参与,但还是希望帮兰世立跟政府打个招呼,看能不能帮他一把。”袁善腊回忆那次会面的主题。看来,兰世立与商界名流的广泛交际,多少也得到了一些回报。

  成为一家航空公司的老板,给兰世立带来了什么?与经营中的挑战相比,更让他感慨的却是身份地位的变化。在《东星十八年》中,兰世立情不自禁地详细描写了成为武汉机场“要客”之后的贵宾礼遇,然后感慨道:“从我有飞机的那一天起,一切都发生了变化,这让我始料未及,受宠若惊……转眼间,我就获得了与各国元首、各界名流、各界领袖平等交流的机会,仿佛一下子冲上了九霄云天,站上了天庭来俯视这个世界。”

  有那么一段时间,兰世立是媒体上的宠儿,是各种民营企业家论坛的座上宾,也是政府办公室的常客。一个当地旅游企业的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2006年东星航空开航后,省领导和市领导曾经专门约见兰世立,建议他把东星旗下的旅游卖掉,专心做航空公司,但他并没有接受这个建议。“兰世立的吹牛,也迎合了地方政府好大喜功的心态,都想在自己的城市出个大企业大老板。”这位负责人感慨道。

  也就在兰世立四处筹钱的2008年,由光谷中心花园项目引发的“农行事件”发生了。起因是2005年底,兰世立旗下的东盛房地产公司曾向农行武汉江南支行贷款1个亿,抵押物为光谷花园土地使用权及在建工程11万平方米。“按照协议约定,光谷项目卖楼要在农行做按揭,回款很大一部分按比例返还农行,但后来发现东盛在卖房时,按揭并不在农行做,而且这1亿元中已经有9000万元资金被挪用来筹建航空公司。”农行江南支行的代理律师肖东平向本刊记者回忆,“本来当初发放这笔贷款就有一定风险,后来省行下来调查,结果查出了东星很多不良贷款记录,农行只好把东盛公司告上了法庭。”受此影响,农行里有9名相关人员受到组织处分,其中支行行长向东直接被撤职。

  本刊记者电话联系到向东,他对往事已不愿再谈。另有被采访对象跟本刊描述当年:当时有人曾劝告兰世立去看望一下那些受牵连的农行领导,可他却说:“与我何干,当初是他们抢着要贷款给我的。”不管是真是假,经此一传播,在这个本就不大的金融圈子里,兰世立要想再获得银行贷款,可就难了。他在政界和金融界的信用也开始遭遇危机。

  接手东盛房地产公司之后,融众成为东星航空的第二大股东(占股32.7%)。银行贷款和海外融资的大门都已关闭,民间融资渠道也已用尽,最值钱的地产项目已经卖出,政府出面担保的“帮助”又填不满航空公司的缺口,兰世立手里再无牌可打了。2008年11月,在谢小青的引荐下,兰世立找到了中航集团,他准备卖掉东星航空。

  至此,东星兰世立、融众谢小青、政府袁善腊——这场后来酿成冲突的生意中的三位主角悉数登场,只待中航到来,“大戏”开幕。

  航空救亡,信用告急

  兰世立卖掉东星航空或者部分股权的想法,其实早在接触中航之前,就有所展露。谢小青向本刊记者回忆,他曾陪同兰世立飞到深圳面见深航的领导,兰世立还曾接触过海航,但都因对方出价太低而作罢。

  至少从表面上看,由中航接手重组东星航空,对各方是个多赢的结局。对政府来说,武汉当然欢迎实力雄厚的央企国航(中航集团为国航的控股方)进驻,而且先前协调垫付给民航局的9000万元也可妥善解决;对谢小青来说,如果东星航空被顺利重组,他作为第二大股东,可以变现也可以继续持股;对中航来说,武汉的航空市场最老牌的是南航,其次为东航,国航可借此机会进入中部地区;而对兰世立来说,既然自己已经无力挽救东星航空,为什么不干脆卖个好价钱呢?

  最初的接洽还算顺利。袁善腊和相关省领导还专门到北京拜访过中航的领导。“他们认为这事值得一试,但人家提出不能只跟兰世立打交道,必须要政府出面表个态,这也符合国企的做事方式。”袁善腊告诉本刊记者。

  2009年1月7日,《关于收购东星航空的意向性协议》在武汉签订,涵盖甲、乙、丙、丁、戊五方,除了兰世立、中航集团、武汉市政府、融众集团之外,还增加了一个武汉高科国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高科)。协议里明确了各方的承诺,其中,武汉市政府的主要职责有二:一是承诺中航收购东星之后,若有未披露的隐匿事项导致纠纷发生,要出面协调解决;二是承诺中航收购后,对东星航空的各项支持政策不变。而新增加的国企武汉高科,则是政府信用担保之下的操作载体,它承诺“协议签署后,若中航给予东星航空资金支持,需对资金承担担保责任;若最终收购未成,则负责返还该笔资金”。

  政府协调,国企担保,绑定融众,中航做足了各种保险措施。

  此时,东星航空的资金链已经紧张到极点,有东星人士向我们证实,由于东星航空拖欠中航油方面大量油款,对方提出“不见现金不加油”,曾有飞行员不得不用铁皮箱子装着现金飞行。东星租了9架飞机,由于航材紧缺,只有8架正常飞,另外一架拆零件用。2008年12月开始,飞行人员的飞行补贴就已停发,2009年1月份的工资也没有着落。眼看年关将至,兰世立提出,希望中航方面先支付部分资金用于给大家发工资。就这样,武汉高科的作用发挥了,中航直接把款打到武汉高科账户上,再由武汉高科拨给东星。“中航前后打了9000万元过来,我给东星拨到5000万元时,就发现苗头不对了,马上叫停了拨款。”武汉高科一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

  这位负责人所说的“苗头不对”,是指“兰世立开始玩消失了”。政府方面参与协调此事的周智余向本刊记者回忆道,大概就在2009年2月初,中航的5000万元打给东星之后,“兰世立开始变得不积极了,打他手机就转移到秘书那儿,即便自己接通了,口头答应着赶快办,可第二天又没了下文”。国航50多人的调查队伍还住在武汉的酒店里,也开始打起了退堂鼓,“这么大一家央企,自然不想伺候他了。”

  谢小青现在才明白过来,按照他的推测,兰世立之所以玩消失,是因为随着安永事务所的尽职调查越来越深入,东星航空的债务和股权质押问题开始逐渐暴露。他向本刊记者回忆,在整个谈判过程中,兰世立自始至终都没有提出过明确的要价。“他总是说,自己在航空上投了多少钱,品牌值多少钱,飞行员值多少钱。”

  的确,对一家航空公司来说,最宝贵的价值无非就是航线资源、品牌价值和飞行员队伍。先前高盛方面1亿美元收购东星航空25%股份的报价,把东星航空的市场价值抬到了4亿美元,“吊足了兰世立的胃口”。只是,兰世立再次错判了形势。一位关注这次收购的航空界人士提醒本刊记者:“对国航来说,航线可以随便申请,东星品牌几乎没有再利用的价值,飞行员就更别提了,东星当年花高价挖来的飞行员,国航要接手的话,还得大幅压价呢。”

  兰世立觉得值钱的东西,恰恰是中航并不需要的,这场谈判,天平从一开始就出现了倾斜。只是,没有办法,兰世立不得不为他的“大跃进”买单。

  在后来兰世立写的申诉材料《卿本无罪》里,他详细描述了自己于2009年2月11至15日,一周之内“四抓四放”的遭遇。我们就此向袁善腊求证,他的回应是:“我只是担心他撂下个烂摊子跑了,就让维稳办公室派俩人24小时跟着他,并没有过激行为。”且不管兰世立的描述是否有夸张成分,此时的政府,已经在这个泥潭里越陷越深了。“协议规定武汉市政府要居间协调,再说,如果兰世立跑了,先前由政府出面协调垫付给民航局的9000万元,再加上由武汉高科担保的中航5000万元,都没法交代啊。”据袁善腊向本刊记者回忆,当时因为那9000万元,省领导甚至跟他拍了桌子;而按中航领导人的说法是,“兰世立利用民航资源和民航安全绑架政府”。

  2009年2月8日,袁善腊主持召开会议,决定由市政府成立一个工作专班,推进东星与中航的重组事宜,政府已经正式成为东星航空事件的主角之一。周智余就是专班成员之一,他回忆说,班子成立以后,确保兰世立不再消失只是底线工作,更棘手的问题接踵而至。

  到这时候,无论是政府还是中航,才恍然发现,“原来兰世立为了筹钱,早已经把东星航空的股权抵押得干干净净,外面还欠了一屁股债”。兰世立再次欺骗了大家。周智余提供给本刊记者的数据,在东星航空股权结构中,原来东星集团占40%的股份,已由农行冻结,后来政府出面协调找来另一家国企接手;原来东盛地产公司所占32.7%的股份,因为官司未了被法院查封;东星国旅所占20%的股份,抵押给了郑州机场;剩余7.3%的股份也已经抵押给了融众。“实际上,东星航空只剩下个空壳子了。”

  这里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郑州机场这20%的股份。原来,早在与中航接触前,兰世立就曾到郑州,他许诺将来东星航空要在郑州建基地,并且帮助郑州开设国际航线,并以20%的东星航空股权做抵押,换来郑州机场的3000万元。兰世立与中航谈判开始后,与郑州的合作就没了下文,郑州方面为了保险起见,扣留了东星航空的3架飞机。要继续推进与中航的谈判,首要的问题就是先得收回东星航空抵押出去的股权。为此,袁善腊回忆说,湖北省和武汉市的领导带队,“两上郑州,要飞机”。

  地方领导之间的拜会,说起来,这多少是段略带尴尬的经历。“我们答应欠郑州机场的3000万元由国航支付,但要郑州出个证明,一旦东星航空与国航顺利签字重组,郑州要放走飞机啊。”周智余回忆说。但是,直到此时,郑州方面还是不相信,“兰世立那么大一个老板,跟我们说钱多得花不完,怎么可能说倒就倒了”。

  进入3月份,在政府专班的推动下,兰世立终于与中航方面达成了收购条件。按照协议,中航集团以象征性的1元人民币价格,收购100%东星航空的股权,同时承担东星航空约4.5亿元的债务;以归还借款的名义,向兰世立支付先前他投入到东星航空上的1.4亿元;再加上先前已经支付的5000万元和要支付给郑州的3000万元。这样算下来,中航为重组东星航空所付出的大约在6.7亿元。不过,熟悉情况的人士提醒本刊记者:国航也会从地方政府的优惠政策中获得一定的扶持。

  2009年3月13日,一切准备就绪,只待签字了。

  结局,信用破产

  可是,就在这天下午16点,正在外考察工作的袁善腊,接到周智余打来的电话。“他告诉我,兰世立突然向市政府又提出了4个条件。”根据袁善腊的回忆,其中两个条件是:将武汉龟山脚下洗马长街交给东星开发,而且容积率在4以上;在先前预留给东星航空的800亩土地中,以每亩20万元的低价,划出300亩给东星开发。

  “我这才一下子意识到,兰世立要敲诈政府了!”袁善腊告诉本刊记者。他当即回复周智余,龟山片区按规划容积率是0.8,更何况土地要“招拍挂”,兰世立的条件政府不能答应。又过了两个小时,周智余再次来电:“兰世立不见了。”当晚,兰世立单方面发布声明,拒绝与中航合作。

  袁善腊最担心的一幕,到底还是发生了。兰世立的信用赌注,已达极限。

  兰世立为什么突然反悔?在自己写的申诉材料里,他把自己描述成一个凛然抗命的悲情英雄,对抗着政府和国航组成的“联盟”。只是,除了他自己,我们无法找到第二个核心的当事人来支持这一叙述,他手下的高管们,并没有谁是真正熟悉全貌的。时隔两年多,谢小青现在琢磨起来,认为最大的可能是:“兰世立应该还有更多的外债,国航支付给他的1.4亿元现金不足以还完,如果签了字,不仅自己的公司没了,债主还会逼上门来。”谢小青告诉本刊记者,兰世立还曾给他看过一张个人所欠的债务表:“一张A4纸,密密麻麻列出20多个,其中有好几个知名企业家,都是兰世立以个人名义借的钱,有500万元的,最高有1000万元的,加起来大概有1个多亿。”不过,这些债务,如果债权人不提,也许只有兰世立自己知道了,已经很难证实。

  回头再看,当时政府的处境,也是骑虎难下。一方面,已经出面协调担保了钱,资金风险显而易见;另一方面,引入中航的努力也白白浪费,就在这3天前,2009年3月10日,正值“两会”期间,中航集团和湖北省的相关领导还在北京高调签署了《关于建设武汉航空枢纽的框架协议》。

  站在一个政府官员的角度,袁善腊强调更为现实的压力还是安全。当时,“因为重组后国航方面要给原东星航空的飞行员减薪,闹得人心惶惶,现在兰世立又不见了,一家航空公司的老板突然消失了,出了事情谁负责?”

  第二天,3月14日早上,武汉市委市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参加者已经不仅限于袁善腊这一级别的领导。至此,东星航空事件,也不再是一家企业重组那么简单了。会议决定的第一条,就是当晚零点,东星航空停航。

  就在会议召开时,与会的武汉市公安局长接了个电话。挂掉电话,他告诉大家:“兰世立抓到了,在珠海的海关。”大家松了一口气。

  进入政府的运作范畴,一切都在加速进行。当天下午,武汉市政府办公厅向民航中南局发去《关于停飞东星航空公司航班的函》。民航中南局当即批复,并以明传电报的形式,向东星航空公司发出《关于暂停东星航空公司飞行的通知》。对于一家航空公司来说,一旦停飞,无异于被判死刑。

原武汉市常务副市长袁善腊。资料图
  此后,东星方面一直耿耿于怀的就是这个突然到来的停航,并在2011年2月向广州市中级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民航中南局此前做出停飞的行政处罚无效。官司已经有过一次开庭审理,但到现在仍没有裁决结果。“东星航空正常运行,怎么飞机说掉就能掉下来呢?”兰剑敏质问,“更何况,2008年12月12日,国家民航局刚刚对东星航空进行了安全审计,在总共639项安全审计项目中,东星航空的符合率为94.6%,结论是:‘通过安全审查,基本符合要求。’”

  事实果真如此吗?“东星航空长期拖欠飞行员、员工薪水,长期拖欠机场管理费、航油费,中航油已向法院申请财产保权,通用租赁公司已向法院申请破产保护,已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袁善腊在介绍市政府决定东星航空停飞的背景时说,“当然,作为东星航空实际控制人的兰世立,‘闯关出走’也是促使停飞的重要原因。”

  东星航空还有起死回生的希望吗?

  此时,放在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里的一份文件,开始提上议事日程。据武汉市政府法制办副主任彭国元介绍,因为拖欠飞机承租方通用航空的租金,早在2008年12月,通用就曾向法院提出申请东星航空破产清算。但因为当时与中航的重组谈判正在进行,领导打招呼压了下来。2009年3月初,发现兰世立苗头不对后,通用航空于3月10日再次向法院提出申请。3月30日,武汉中院正式受理通用航空的申请,意味着东星航空进入破产阶段。

  按照我国《破产法》的规定,对于濒于破产的企业有三条道路:和解,重整,破产清算。彭国元提醒本刊记者注意,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并不意味着东星航空已经破产。实际上,和解不可能,东星航空此时的走向仍有两种,要么引进新投资者完成重组,要么就破产清算。

  根据武汉中院最后的裁定,截至破产申请受理日,东星航空资产总额为3.99亿元,负债总额为10.76亿元,涉及债权人216家。“按照当时的计算,只要重组方能同意投入2亿元现金,先让飞机飞起来,东星航空还有启动的可能。”彭国元向本刊记者回忆,重组的条件并不具备。“只是,谁也不想出钱,债权人想以债入股,老股东又没有资金实力,外来的投资者还不想自己掏钱,而是想做个中介寻找新投资方。”现实一点讲,东星航空和兰世立已成为不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不愿蹚的浑水。

  2009年8月26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最终裁定,东星航空公司破产。第二年4月9日,武汉市中院判决兰世立犯逃避追缴欠税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认定逃避追缴欠税5000万元。兰世立最终为自己的信用赌注付出了代价。

  初中毕业后,两个哥哥都当兵去了,兰世立没能当上兵,他顶父亲的班去了当地的一个供销社,从营业员干起,据说后来做到了副经理。这栋供销社的楼至今还在,但却物是人非,留下来承包门面的老人也都对他印象模糊了,自从1985年离开后,就没人见他回过这里。

  大哥兰宏旺告诉专程来采访他的本刊记者,他对1985年记忆深刻。那一年,家里刚买电视不久。一天,兰世立来看电视,正在复习准备成人高考的兰宏旺,让他把声音调小点,兰世立有点不屑:“现在都想当万元户去挣钱,谁还去上学啊?”他拍着胸脯许诺大哥:“如果你能考上,我给你1000块钱;如果你顺利毕业,我给你张万元存折。”已经在供销社小有成就的兰世立更认可经商。结果,没过多久,大哥果然考中,兰世立却面露难色地说,这次只能给500块,因为兰世立自己也考上中专了。“他告诉我,是因为跟人打了一架,别人骂他,干得再好,一辈子也只是个小营业员。”

  公信力追问

  2011年12月26日,湖北省纪委、监察厅新闻发言人在重大责任事故调查处理情况新闻通报会上,回答记者关于“兰世立举报武汉市常务副市长袁善腊有关问题调查情况”的提问时说,根据对兰世立及其家人提供的原东星集团公司10多名职员和举报涉及其他单位的数十名证人进行调查取证,查阅了东星国际旅行社财务凭证1100多本、涉及的10多家相关单位大量资料,调查结果证实,“袁善腊同志不存在兰世立举报的违纪违法问题”。

  就在湖北省纪委新闻发布会的第二天,记者约见了袁善腊,双方的谈话持续了近3个小时,自始至终,他的叙述还算平静和克制。显然,这一事件对袁善腊及家人的伤害匪浅。他反复向记者提到了重塑社会公信力的问题:“对一个没有经过任何核实的所谓‘实名举报’进行疯狂的附和,对一个素不相识的公民进行无端的辱骂,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首先对我们公务员的公信力是一个挑战;第二对我们法治的公信力是一个挑战,一个健全的法制社会要求每个公民都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都会十分珍惜自己的记录;第三对网络媒体的公信力也提出了挑战。”

  进入2012年的1月9日,刚刚闭幕的武汉市人代会,袁善腊完成了“裸退”。当地政界人士分析,如果按照正常的路径,58岁的袁善腊很有可能在离开武汉市常务副市长的位子后,前往“人大”或者政协担任副职。但是,他却选择辞去了一切党政职务。“是否跟举报一事有关?”我们就此向袁善腊求证。他笑了笑,说:“关于退休一事,早在2011年6月我就向省、市有关领导做了汇报,我在副市长岗位上已干了12年,经历了三届政府,早已是‘超期服役’。形成正常的退休制度,也是客观自然规律,我不会因为举报事件而改变我的初衷。”

  到采访的尾声,记者提出一个问题:“回看东星航空事件的全过程,如果抛开个人感情,有什么教训值得反思?”他沉思了一会儿,答道:“我在东湖高新区工作期间,对‘鼓励冒险、宽容失败’的创新文化理念比较认同,对园区企业,尤其是对民营企业的支持也体现了这一点,这也是促进东湖高新区蓬勃发展的原动力;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的条件下,还应该更加重视企业信用建设,更加重视追求法制、追求规范。”

  如果站在兰世立的角度去看,政府在其中的影子毋庸置疑,甚至在某些环节上还有用力过猛之嫌。但如果将之放在当时的前因后果中来看,政府的选择,却又极具中国特色。“政府帮企业,初衷是好的,但怎么帮,还缺少更市场化、更专业化的手段,容易留下后患。”不止一位受访的民营企业家和国企负责人都表达了类似的反思。由此看来,被举报的副市长袁善腊,也不过是这一制度背景下的普通一员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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